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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2日 星期六

她被控種族滅絕,卻沒有等到判決: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與一場被失智症截斷的紅色高棉審判

歷史上的今天8 月 22 日

英蒂麗逝世 11 週年,但她的審判從來沒有等到判決

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第二案(Case 002)

已起訴不具受審能力無判決
2011 年 ECCC 第二案(Case 002)初始聽證中的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
2011 年 6 月 30 日,ECCC 第二案(Case 002)初始聽證中的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Wikimedia Commons/ECCC Flickr · CC BY-SA 2.0

如果一個被控參與種族滅絕的人,已經失去理解審判、也無法和律師討論辯護的能力,法庭還能不能繼續審她?

2015 年 8 月 22 日,紅色高棉時期的社會事務部長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在柬埔寨拜林省去世,時年 83 歲;她是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第二案(Case 002)的主要被告之一,這是針對紅色高棉高層主要被告的案件之一,被起訴的罪名包括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以及柬埔寨國內刑法罪,最重要的是,直到死亡,法院既沒有判她有罪也沒有判她無罪

她不是「高官太太」:一個真正進入權力核心的女人

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不是因為嫁給英薩利(អៀង សារី)才進入紅色高棉核心史;她本人受過法國高等教育,早在巴黎時期就進入馬克思主義圈子,後來更出任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執政時期的國名)社會事務部長,與最高領導圈高度重疊;越南文媒體常用「Đệ nhất phu nhân」(第一夫人)形容她,但這個稱號不是她的正式職位

她的經歷也提醒我們,紅色高棉高層並不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革命者。

2011 年受審能力聽證期間的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
2011 年受審能力聽證期間的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Wikimedia Commons/ECCC Flickr

1950 年代,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赴巴黎索邦大學就讀英國文學,與沙洛特紹(សាឡុត ស)(後來的波布(ប៉ុល ពត))、英薩利(អៀង សារី)、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宋成(សុន សេន)等人同處巴黎的馬克思主義圈子;她與英薩利(អៀង សារី)結婚,姐姐喬帕娜莉(ខៀវ ពណ្ណារី)又是波布(ប៉ុល ពត)的第一任妻子,婚姻與革命關係把一批受過法國高等教育的知識菁英連成了紅色高棉核心的政治家族網。

她不是和波布(ប៉ុល ពត)、農謝(នួន ជា)完全同級的最高決策者;ECCC 的調查結論沒有把她列為柬埔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成員,但她確實進入民主柬埔寨國家高層、掌握部會權力,並與最高領導圈高度重疊。

社會事務部長不是禮儀職:起訴文件裡的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

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的正式職位是民主柬埔寨社會事務部長,ECCC 對第二案(Case 002)的整理指出,她從 1975 年起已負責文化、社會行動與部分外交事務,1976 年後正式擔任社會事務部長,參加部長會議並向更高層回報部會運作。

ECCC 負責審前司法調查、並決定案件是否移送審判的共同調查法官,在把她移送審判時認為已有足夠證據支持一系列指控,其中包括她對社會事務部與 K-2 辦公室具有控制權(ECCC 證人資料稱 K-2 為當時社會事務部的名稱),負責藥品採購、生產與全國分配,掌握醫院與製藥人員,也參與黨內重要會議並在自己的部會執行上層政策。

這些是共同調查法官移送審判時所採納的指控與證據判斷,不是法院最後的有罪判決;她最後也沒有走到實體判決。

被控種族滅絕,不等於被判有罪

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在 2007 年被捕,2010 年正式在第二案(Case 002)中遭到起訴,範圍包括反人類罪中的謀殺、滅絕、奴役、驅逐、監禁、酷刑、迫害等,也包括針對當時柬埔寨境內的占族與越南族群的種族滅絕指控,以及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柬埔寨國內刑法的相關罪名。

2011 年 10 月 19 日,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的法庭側寫
2011 年 10 月 19 日,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的法庭側寫。Wikimedia Commons/ECCC Flickr

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否認相關指控,案件也沒有完成能對她作出有罪或無罪判決的實體審判;因此她的法律身分始終停在「被起訴」,而不是「被判有罪」。

這也是她和農謝(នួន ជា)、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最大的司法差別:後兩人後來真的走完審判並被判刑,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的名字雖然一直留在第二案(Case 002)裡,法律上卻停在「被起訴的被告」,沒有跨過最後那條叫做「判決」的線。

她已經不記得了,法庭還能審嗎?

真正把案件卡死的不是檢方撤回指控,而是她的認知能力

2011 年,法院委任的醫療專家評估她的記憶與認知狀況,結論指向「持續惡化」、「很可能是阿茲海默症的退化性失智」;法庭面對的問題因此從「她當年做過什麼」突然變成更前面的一題——她現在還知不知道自己被控什麼、能不能理解法庭正在發生什麼、能不能掌握證據、回答相關問題,以及和律師有效溝通。

ECCC 受審能力聽證中的紐西蘭老年醫學專家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
紐西蘭老年醫學專家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曾就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的受審能力向 ECCC 作專家證言。Wikimedia Commons/ECCC Flickr

自由亞洲電台(RFA)越南語當時引用 ECCC 發言人的解釋,把這件事講得很白:刑事被告必須有能力理解指控、了解審判進程與證據,也要能回答問題並與辯護律師交流;如果連這些最低限度都辦不到,繼續把人放在被告席上並不會讓審判更「正義」,反而會讓公平審判本身失去意義。

2011 年 11 月,ECCC 認定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不具受審能力,後續又經過上訴、治療與重新評估,直到 2012 年仍認為她的認知障礙很可能不可逆,於是停止對她的審判程序並讓她在司法監督下離開羈押;法院當時還特別強調一件今天仍然最容易被講錯的事:不具受審能力不是無罪判決,釋放也不代表原本的指控被撤銷

同一個人,三種語言看見三種不同的問題

這次我只看英文、高棉文與越南文:大家談的是同一個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關心的卻不是完全同一件事

英文的 ECCC 官方材料最像一台冷靜的法律機器,重點放在她的正式職位、起訴範圍、共同調查法官的證據判斷,以及「能不能受審」這個程序門檻;從這套語言裡看到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同情她,而是就算被告面對的是種族滅絕這種最嚴重的國際罪行,法院仍然不能跳過她是否有能力理解審判這一關

高棉文資料的情緒完全不一樣,2015 年她死後,自由亞洲電台(RFA)高棉語報導引用監督紅色高棉法庭的法律人士隆班雅武(ឡុង បញ្ញាវុធ)的看法,提醒的不只是哪一個被告又死了,而是被告在老受害者也在老,柬埔寨人已經等正義等了太久;這種焦慮其實很殘酷,因為司法程序越完整、越慎重,時間就繼續往前走,而一個晚了幾十年才真正運作的法庭,最怕的偏偏就是時間。

2011 年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與農謝(នួន ជា)受審能力聽證的法庭全景
2011 年 8 月 29 日受審能力初步聽證,482 個公眾席坐滿。Wikimedia Commons/ECCC Flickr · CC BY-SA 2.0

越南文媒體又多了一層人物化的敘事,一方面很常把她稱為紅色高棉「Đệ nhất phu nhân」或「最有權力的女人」,把她放進波布(ប៉ុល ពត)、英薩利(អៀង សារី)的家族權力網裡;另一方面,VOV、RFA 越南語在她被釋放時又一再說明「失智而不能受審」不等於無罪,甚至直接呈現受害者對釋放決定的不滿,於是同一個法律決定,在越南文報導裡同時具有「程序必須公平」和「受害者很難接受」兩種拉扯。

把這三種語言的立場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當然不是一句「紅色高棉女高官逃過審判」就結束,是三個問題疊在同一個人身上:歷史如何辨認她曾握有的權力、司法如何在沒有判決以前約束自己的用詞,以及一個社會要等多久,才算真的等到了正義。

第二案(Case 002)原本四個人,最後真正走到判決的只剩兩個

第二案(Case 002)最初最受矚目的四名被告是農謝(នួន ជា)、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英薩利(អៀង សារី)與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結果英薩利(អៀង សារី)在 2013 年審判期間死亡,針對他的刑事與民事程序因此終止;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則因失智無法受審,2015 年死亡後程序同樣終止,最後真正得到法院判決的只剩農謝(នួន ជា)與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

2014 年 ECCC 第二案第一階段審判(Case 002/01)宣判中的農謝(នួន ជា)與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
2014 年 8 月 7 日,ECCC 第二案第一階段審判(Case 002/01)宣判,農謝(នួន ជា)與喬森潘(ខៀវ សំផន)被判無期徒刑。Wikimedia Commons/ECCC · CC BY 2.0

這個結果也是為什麼「遲來的正義」不是一句好聽的套話,紅色高棉政權在 1979 年就垮台,ECCC 卻直到 2006 年才正式成立,中間隔了將近三十年;等到第二案真正開庭,被告早已進入高齡,審判本身又被複雜程序、經費問題以及政治干預爭議反覆包圍,於是高齡與死亡不是偶發插曲,而變成這場轉型正義必須和時間賽跑的結構性問題。

從受害者的角度看,這當然會留下很深的不完整感,因為「她被起訴過」跟「法院最後判她有罪」是兩回事;但從一個真正的刑事法庭角度看,也不可能因為受害者等了太久,就把一個已經無法理解程序的人硬推進審判,再用程序的外殼補出大家期待的判決。

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主建築
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主建築。Wikimedia Commons · Henning Blatt · CC BY-SA 3.0

阿旺觀點:不是失智替她洗白,而是時間把審判耗掉了

誠如上述,1979 年垮臺的紅色高棉政權直到千禧年後才開始有轉型爭議的法庭對這些「頭頭」進行審判,作為一個普通柬埔寨人,面對「她沒有被判有罪」內心其實是會失落的,但從法律層面來看,法律也沒有判她無罪,我們不能一邊批評紅色高棉踐踏法律,一邊又因為討厭被告就自己把起訴書升級成判決,那其實只是換了一個方向破壞法律。

客觀來說,「不能審」這件事本身並不是司法對她的寬容,刑事審判如果連被告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審、能不能和律師辯護都不在乎,那就不是正義,只剩下把一個失去理解能力的老人擺在法庭裡完成的民粹報復儀式;就算面對的是一個被控參與種族滅絕的人,這條線也不應該因為我們憎惡她而消失。

但這並不代表失智可以把她的歷史角色一起洗掉,英蒂麗(អៀង ធីរិទ្ធ)不是單純的「某個紅色高棉高官太太」,她受過菁英教育、進入革命核心人脈、掌握社會事務部,ECCC 的調查也留下大量關於她職權與被指控責任的材料;我們完全可以根據這些文件去追問她在那個政權裡做過什麼,只是最後仍要老實承認:法院沒有替我們完成有罪判決。

所以對我這個柬埔寨人來說,真正讓人難受的,是柬埔寨等到終於有能力把這批最高層送進法庭時,時間早就開始替法庭一個一個淘汰被告,也同時淘汰那些等待答案的受害者;正義可以有立場,歷史也可以有憤怒,但程序不能靠仇恨補完,否則我們最後記住的就不是一場遲來的審判,而只是另一種先決定答案、再補程序的政治。

REFERENCES

參考資料

  1. ECCC|英蒂麗被告資料頁(charged profile)
  2. ECCC|第二案(Case 002)
  3. ECCC|第二案第一階段(Case 002/01)
  4. ECCC|歷史脈絡時間線(Historical Context timeline)
  5. Radio Free Asia English|“First Lady” Freed From Prison
  6. ECCC ខ្មែរ|អៀង ធីរិទ្ធ
  7. RFA ខ្មែរ|ជន​ជាប់​ចោទ អៀង ធីរិទ្ធ ទទួល​មរណភាព
  8. RFA ខ្មែរ|តុលាការខ្មែរក្រហម គ្រោងដោះលែង​អ្នកស្រី អៀង ធីរិទ្ធ
  9. RFA ខ្មែរ|ប្រវត្តិ​សង្ខេប​របស់​ជន​ជាប់​ចោទ អៀង ធីរិទ្ធ
  10. RFA Tiếng Việt|Người phụ nữ quyền lực nhất trong chế độ Khmer Đỏ được thả tự do
  11. RFA Tiếng Việt|Đệ nhất phu nhân Khmer Đỏ chối tội
  12. VOV|Phóng thích Bộ trưởng xã hội Khmer Đỏ - Ieng Thirith
  13. VOV|“Cựu đệ nhất phu nhân” Khmer đỏ đã chết

2026年8月21日 星期五

歷史上的今天|南越政權突襲佛寺,美援下的反共武裝體系如何敲響吳廷琰的喪鐘?

釋廣德於 1963 年 6 月 11 日在西貢自焚
釋廣德自焚,西貢,1963 年 6 月 11 日。攝影:Malcolm Browne;來源:Wikimedia Commons/AP。

回顧 1963 年南越的佛教危機,很多人先想到釋廣德(Thích Quảng Đức)在西貢街頭自焚;兩個多月後,南越政府宣布戒嚴,西貢、順化(Huế)等地的佛寺在同一夜遭到突襲,大批僧侶與佛教人士被捕,接下來幾天,美國拿到的新情報逐漸把行動核心指向戰鬥警察、南越特種部隊指揮官黎光松(Lê Quang Tung)的部隊,以及吳廷琰的弟弟、總統府權力核心人物之一吳廷瑈(Ngô Đình Nhu)。

這件事後來讓華府非常難堪,因為黎光松掌握的部隊裡,確實有一部分接受美國軍事援助計畫(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P)支援,另一些則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渠道得到支援;目前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或 CIA 下令 8 月 21 日的佛寺突襲,但美援確實進入黎光松掌握的體系,而黎光松的特種部隊又出現在佛寺行動,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已經足以讓美國重新評估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政權。

順化佛誕衝突

佛教危機一路走到戒嚴

1963 年的佛教危機不是突然爆發;5 月 8 日順化佛誕期間,政府限制佛教旗幟懸掛後,抗議群眾與軍警對峙並造成多人死亡,原本累積已久的宗教待遇與政治不平等問題迅速變成全國性的政治危機。

1963 年西貢佛教請願抗議
1963 年西貢佛教請願抗議。攝影:Brian Brake;來源: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此圖為同期佛教危機背景,非 8 月 21 日突襲當夜現場照。
佛教界五項訴求

5 月 10 日,佛教界在順化慈曇寺(Chùa Từ Đàm)公布五項訴求:第一,撤回壓制佛教旗幟的命令;第二,讓佛教享有與天主教傳教團體相同的法律待遇;第三,停止逮捕與恐嚇佛教徒;第四,保障僧尼與信徒自由傳教與行教;第五,賠償順化事件中的無辜死者,並追究主使殺害者的責任。

第二項之所以牽涉《第 10 號諭令》,是因為這套 1950 年在保大(Bảo Đại)擔任越南國國長時頒布的法規把佛教組織放進一般協會管理,而天主教傳教團體在第 44 條被留待另訂特殊規則,佛教界因此把兩者視為法律待遇不平等。

釋廣德留下誓願書
DOCUMENT FEATURE · PRIMARY VOICE

Lời nguyện tâm quyết

誓願書

釋廣德自焚前留下的誓願書

釋廣德 1963 年 6 月 4 日誓願書原件
釋廣德 1963 年 6 月 4 日誓願書原件。來源:Wikimedia Commons;原件來源 giacngo.vn。

Tôi là Tỳ kheo Thích Quảng Đức, trụ trì chùa Quan Thế Âm, Phú Nhuận, Gia Định.

我是比丘釋廣德,嘉定省富潤觀世音寺住持。

Nhận thấy Phật giáo nước nhà đương ngả nghiêng, tôi là một tu sĩ, mệnh danh là Trưởng tử của Như lai không lẽ cứ ngồi điềm nhiên tọa thị để cho Phật giáo tiêu vong, nên tôi vui vẻ phát nguyện thiêu thân giả tạm này cúng dường chư Phật để hồi hướng công đức bảo tồn Phật giáo.

眼見國家佛教正處於傾危之中,我身為一名僧侶,被稱為「如來長子」,豈能安坐旁觀、任由佛教消亡,因此我欣然發願焚燒這具暫假之身供養諸佛,並將功德回向,以護持佛教。

Mong ơn mười phương chư Phật, chư Đại đức, Tăng, Ni chứng minh cho tôi đạt thành chí nguyện như sau:

祈願十方諸佛、諸大德、僧尼為我作證,使我以下志願得以成就:

Một là mong ơn Phật Trời gia hộ cho Tổng thống Ngô Đình Diệm sáng suốt chấp nhận năm nguyện vọng tối thiểu của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ghi trong bản Tuyên ngôn.

一、祈願佛陀護佑吳廷琰總統,使其明智地接受《宣言》中所載越南佛教的五項最低訴求。

Hai là nhờ ơn Phật từ bi gia hộ cho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được trường tồn bất diệt.

二、仰賴佛陀慈悲加被,願越南佛教長存不滅。

Ba là mong nhờ hồng ân Đức Phật gia hộ cho chư Đại đức, Tăng, Ni, Phật tử Việt Nam tránh khỏi tai nạn, khủng bố bắt bớ, giam cầm của kẻ gian ác.

三、祈願蒙佛陀洪恩加被,使越南諸大德、僧尼與佛教徒免遭惡人所加的災難、恐怖迫害、逮捕與囚禁。

Bốn là cầu nguyện cho đất nước thanh bình, quốc dân an lạc.

四、祈願國家和平,國民安樂。

Trước khi nhắm mắt về cảnh Phật, tôi trân trọng kính gởi lời cho Tổng thống Ngô Đình Diệm, nên lấy lòng bác ái từ bi đối với quốc dân, hãy thi hành chính sách bình đẳng tôn giáo để nước nhà yên muôn thủa.

在閉眼往生佛境之前,我鄭重敬告吳廷琰總統:應以博愛慈悲之心對待國民,施行宗教平等政策,使國家得以永世安定。

Tôi thiết tha kêu gọi chư Đại đức, Tăng, Ni, Phật tử nên đoàn kết nhất trí hy sinh để bảo tồn Phật giáo.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

我懇切呼籲諸大德、僧尼與佛教徒團結一致、不惜犧牲,以護持佛教。南無阿彌陀佛。

Làm tại chùa Ấn Quang, ngày 04 tháng 6 năm 1963.

寫於印光寺,1963 年 6 月 4 日。

Tỳ kheo Thích Quảng Đức thủ ký.

比丘釋廣德親筆簽署。

釋廣德自焚

6 月 11 日,釋廣德自焚把南越內政危機送上全球版面;6 月 16 日,政府與佛教代表簽署聯合公報,表面上對五項訴求提出處理方案,雙方的不信任卻沒有因此消失。

Malcolm Browne 手持釋廣德自焚攝影
Malcolm Browne 與其釋廣德自焚攝影,1963 年。來源:Nationaal Archief/Anefo via Wikimedia Commons。
政府與佛教代表聯合公報

這份補充聲明把當時佛教界的公開立場寫得很清楚:要求的是「改善政策」,不是推翻政府;後來危機確實一路升高,但不能倒過來把 5 月的訴求直接寫成一場預謀政變

南越將領戒嚴方案

陳文敦向 CIA 表示,8 月 18 日包括他在內的十名將領已經形成戒嚴方案,內容包括讓軍隊控制西貢重要據點,以及日後把外地僧侶送回原省原寺;他否認的不是自己參與戒嚴規畫,而是聲稱事前不知道警察與黎光松的越南特種部隊(Vietnamese Special Forces)會以後來實際發生的方式攻入佛寺。

南越宣布戒嚴

到了 8 月,吳廷琰政府不再只把危機當成宗教政策爭議,8 月 20 日宣布戒嚴後,搜查、拘捕、集會、新聞與通訊都被納入更高強度的安全管制。

戒嚴令本身沒有點名佛寺,卻先擴大了政府的搜查與拘捕權;幾個小時後,佛寺突襲開始。

吳廷瑈與軍方高層相關回憶

陳文敦 1989 年出版的政治回憶錄《Việt Nam Nhân Chứng》又留下另一個版本;這是事後回憶,不是 1963 年當代電報,而他對 8 月 20 日晚間的描述比當時向 CIA 說得更直接。

按照這份後來回憶,8 月 20 日下午吳廷瑈曾召集陳文敦、陳善謙(Trần Thiện Khiêm)、尊室訂與警察高層談逮捕僧侶,陳文敦還寫道自己與陳善謙當晚透過警方 Motorola 通訊掌握行動,知道黎光松負責總體指揮;這些細節寫於事件多年後,不能拿來取代同期電報,這份後來回憶與陳文敦 8 月 24 日對 CIA 聲稱「事前不知道佛寺會被攻擊」明顯矛盾,也顯示他至少事前知道當晚將對僧侶採取強制行動。

佛寺同步突襲

8 月 21 日凌晨,佛寺遭到同步突襲

8 月 20 日深夜到 21 日凌晨,西貢舍利寺(Chùa Xá Lợi)、順化與其他城市的佛寺陸續遭到突襲,大批僧侶與佛教人士被拘捕,各地也傳出死傷。

事件剛發生時,美國收到的情報把警察、正規軍、戰鬥警察、陸戰隊、特種部隊與憲兵混在同一個戒嚴畫面裡;正規軍當晚確實控制交通、通訊與重要據點,因此最初外界很容易把整場行動理解成「南越軍方攻打佛寺」。

1963 年西貢佛教抗議者與舍利寺相關警戒
1963 年西貢佛教抗議,警方阻擋僧尼與信眾前往舍利寺。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New York World-Telegram/AP。此圖非 8 月 21 日突襲當夜現場照。

南越政府則用另一套語言解釋行動:搜查、違禁品、治安與反共。

這些查扣內容是南越政府自己的主張,目前缺乏逐項獨立驗證;可以確定的是,政府對外把佛寺行動定義成治安與安全行動

尊室訂軍方報告

南越軍方自己的文件也使用同樣的語言,當時被任命為西貢-堤岸軍事總督的尊室訂(Tôn Thất Đính)在 8 月 22 日呈給總統的報告把印光寺(Chùa Ấn Quang)的行動稱為 khám xét,也就是「搜查」。

khám xét 代表的是南越軍方自己的命名:中文世界後來常說「突襲/攻擊」,南越軍方當時則寫成「搜查」;在阿旺看來,這個越南語和中文翻譯差異值得直接保留下來,因為兩種用字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立場

尊室訂 1963 年資料照
尊室訂,1963 年 11 月資料照。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責任逐漸指向戰鬥警察/黎光松

幾天後,責任開始指向戰鬥警察與黎光松

8 月 23、24 日,美國接觸更多南越將領與官員後,戰鬥警察與黎光松開始反覆出現在責任說法裡;其中最關鍵的說法之一來自陳文敦(Trần Văn Đôn),他當時暫代南越總參謀長,負責全國部隊與戒嚴執行,因此他的說法直接牽涉軍方到底知道多少。

這份電報記的是陳文敦自己的說法,不是 CIA 的獨立結論;它同時記錄吳廷琰已任命他暫代總參謀長並負責戒嚴,因此他的「不知道」不能理解成軍方高層完全站在戒嚴方案之外,而是他否認自己事前知道佛寺會以後來的方式遭到警察與特種部隊突襲。

同一份電報也留下另一個重要指揮關係:黎光松的特種部隊不受聯合參謀本部(Joint General Staff, JGS)正常指揮,而是直接向總統府負責。

南越特種部隊指揮官黎光松資料照
黎光松(Lê Quang Tung)資料照。來源頁圖說標示 AP;拍攝日期未明。

以舍利寺為例,陳文敦說現場由警察總監 Trần Văn Tư(暫譯:陳文四 或 陳文思)指揮,警察先進入佛寺,黎光松特種部隊在外圍支援;順化的早期美方報告也把佛寺內部的嚴重破壞指向從西貢調去的戰鬥警察。

同一天,美國駐西貢使館另外做了一份佛寺突襲責任分析,後來收入 FRUS 第三卷第 276 號文件;使館把吳廷瑈(Ngô Đình Nhu)視為主要策畫者的可能性很高,也只把「正規軍沒有被完整告知佛寺行動」視為一種可能性,原文甚至只用了 possible

使館對陳文敦的說法也沒有照單全收,他把原本軍方方案描述成只是把外地僧侶和平送回原省原寺,使館直接評為 disingenuous,換成人話就是這個版本並不坦率,帶有避重就輕的意味。

不能說整個南越軍方共同策畫並掌握每一座佛寺的具體突襲,戰鬥警察與黎光松特種部隊才是行動核心,正規軍同時負責戒嚴、城市與重要設施控制;但「軍方完全不知情」這說法不能成立,尤其陳文敦本人已參與戒嚴及處理僧侶方案的形成,使館不完全相信他把原方案描述得如此無害,結合他後來的回憶,已可確定部分軍方高層實際參與了戒嚴與處理佛教危機的決策;目前無法確認的,只剩他們是否事前掌握每一座佛寺的具體突襲時間、方式與執行單位。

Cable 243

8 月 24 日,美國開始準備一個沒有吳廷瑈的南越

佛寺突襲三天後,1963 年 8 月 24 日,美國國務院發出第 243 號電報(Cable 243),收件人是美國駐南越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這份電報認定吳廷瑈利用戒嚴,以警察與效忠於他的黎光松特種部隊摧毀佛寺,並把責任推給軍方

1963 年 8 月 24 日 Cable 243 第一頁
Cable 243/DEPTEL 243 第一頁,1963 年 8 月 24 日。來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Wikimedia Commons 保存,原 PDF 由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提供。

這份電報沒有直接下令發動政變,而是先要求吳廷琰排除吳廷瑈;如果吳廷琰拒絕切割弟弟,美方就準備接受吳廷琰本人也可能無法繼續掌權,並要求駐西貢團隊接觸南越重要將領,評估誰可能取代現有領導層。

從這一天開始,美國和吳氏政權的衝突不再只是佛教政策爭議,而是直接碰到「誰還能繼續掌權」。

甘迺迪與美國駐南越大使 Henry Cabot Lodge 會面
甘迺迪與新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63 年 8 月 15 日。來源: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Wikimedia Commons。
McNamara–Taylor Report

10 月,美國重新檢查黎光松部隊:美援確實在裡面

佛寺突襲很快把美國也拖進政治責任裡,因為美國官方文件確認:黎光松掌握的是來源混雜的特種部隊體系,其中一部分確實接受美援。

1963 年 10 月 2 日,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Maxwell Taylor)完成赴南越評估戰況與美援政策的任務後,形成麥納馬拉-泰勒赴南越任務報告(McNamara–Taylor Report);這份由美國國防與軍事最高層調查後提出的官方報告,把黎光松掌握的部隊稱為一個混合武裝體系,其中一部分由美國軍事援助計畫(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P)支援,另一些則透過 CIA 渠道得到支援。

MAP 是美國政府提供軍事裝備、資金與相關支援的軍事援助計畫,和 CIA 屬於不同支援渠道;這份文件直接確認黎光松掌握的部隊存在多條美援來源。

1963 年 7 月 23 日 An Diêm 特種部隊營區
An Diêm 特種部隊營區,1963 年 7 月 23 日。這是同時代的特種作戰體系背景圖,不是 8 月 21 日佛寺突襲當夜單位現場照。來源:Hình Ảnh Lịch Sử。

CIA 官網後來公開一份由 CIA 內部的情報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SI)刊行的歷史研究《CIA 與吳氏家族》(CIA and the House of Ngo);它是在事後整理 CIA 於吳廷琰時期南越活動的機構歷史研究,不是 1963 年 8 月 21 日當天發出的 CIA 電報,其中記錄西貢站事前沒有收到佛寺突襲預警。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或 CIA 下令 8 月 21 日的佛寺突襲;可以確認的是,黎光松掌握的體系一部分接受美援,而同一套特種部隊體系又被總統府拿來處理國內政治危機,CIA 西貢站甚至沒有事前收到突襲預警。

美國以援助要求部隊回到 JGS 指揮

10 月,美國開始拿援助逼黎光松部隊回到聯合參謀本部指揮

8 月底到 10 月間,美國內部仍在爭論是否支持南越將領推翻吳廷琰政府,南越將領也有自己的不滿、野心與權力計算;美國先從自己能直接控制的援助下手。

到了 10 月,美國開始把援助條件綁上指揮權:黎光松相關部隊若不回到南越聯合參謀本部(Joint General Staff, JGS)的正常指揮、不投入對共戰爭,美方就準備停止、削減或改道特定援助,援助第一次明顯變成約束總統府武裝力量的工具。

10 月 18 日,美國在重新檢討西貢地區特種部隊的援助配置時,把十個特種部隊連拆得更細,其中七個屬於南越陸軍編制並接受 MAP 支援,另外三個是平民編制單位;美方同時要求這些部隊回到聯合參謀本部(JGS)的有效控制,部分原本直接交到黎光松手裡的計畫款項也開始改道。

軍事政變/吳廷琰政權倒台

在美國用援助施壓的同時,南越將領推翻吳廷琰的計畫仍在發展;到 11 月 1 日,一批南越高階將領正式發動軍事政變,部隊進攻總統府並推翻吳廷琰政府,11 月 2 日,吳廷琰與吳廷瑈在政變過程中被捕後遭殺害

1963 年南越政變後吳廷琰遺體與南越軍官
1963 年 11 月政變後吳廷琰遺體與南越軍官。來源:Wikimedia Commons。
《Bách Khoa》回看舍利寺事件

1964 年 1 月,也就是吳廷琰政權被推翻兩個多月後,南越自己的知識圈仍在回頭拼湊舍利寺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時在西貢出版、面向南越知識界的半月刊《Bách Khoa》,刊出暫譯:范仲仁(Phạm Trọng Nhân)所寫的《一名外交人員關於舍利寺突襲事件的手記》(Cuốn sổ tay của một nhân viên ngoại giao nhân vụ tấn công chùa Xá Lợi)。

這份資料和美國解密文件的價值不同:美國外交與情報記錄讓我們看到華府內部怎麼判讀責任,《Bách Khoa》則讓我們看到吳氏政權倒台後,南越內部的人回頭整理事件時,連突襲細節都承認從未由政府正式公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時南越社會、政府與軍方內部會流傳彼此矛盾的版本。

8 月佛寺突襲不是 11 月政變的唯一原因,也不能直接畫成「美國下令政變」;但它讓華府對吳氏兄弟的信任快速崩解,第 243 號電報要求排除吳廷瑈並接觸南越將領,10 月又用特定援助逼黎光松部隊回到 JGS 指揮,到了 11 月政變爆發時,美國已經不願意再照原本的方式支持吳氏政權。

阿旺觀點

阿旺觀點:反共機器,最後成了政權保命機器

本事件的核心其實很直接:美援確實進入黎光松掌握的混合武裝體系,而這套特種部隊體系和總統府、吳氏兄弟維持特殊指揮關係,後來又參與佛寺行動;目前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或 CIA 下令突襲,這本身也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必須,我們當然也不能直接把突襲佛寺的所有單位都和「美援」的結果畫上等號。

佛寺突襲暴露的是指揮權與美援用途出了問題:黎光松掌握的體系裡有一部分接受美援,但這些力量沒有穩定置於南越聯合參謀本部的正常指揮之下,反而被總統府拿來處理國內政治危機。

正因如此,10 月美國開始把援助和部隊用途綁在一起,要求黎光松相關部隊回到聯合參謀本部指揮,並重新投入原本的對共作戰任務,否則就停止、削減或改道特定援助。

換句話說,美國原本出錢建立的是反共力量,佛寺突襲卻讓它發現這套力量已經被拿來保衛吳氏政權;在阿旺看來,這才是「反共機器」變成「政權保命機器」最具體的地方。

參考資料

  •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III, Vietnam, January–August 1963, Section V: Raids on the Pagodas and a Possible Coup, August 21–28, 1963.
  • - FRUS Vol. III, Document 26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1, 1963.
  • - FRUS Vol. III, Document 263,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Staff Summary, August 21, 1963.
  • - FRUS Vol. III, Document 275, CIA Station cable reporting General Trần Văn Đôn’s account, August 24, 1963.
  • - FRUS Vol. III, Document 276, Embassy 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goda raids, August 24, 1963.
  • - FRUS Vol. III, Document 281, Cable 243, August 24, 1963.
  •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IV, Document 167, U.S. aid review of Colonel Lê Quang Tung’s mixed Special Forces complex.
  • - FRUS Vol. IV, Document 198, U.S. support structure for Special Forces units in the Saigon area, October 18, 1963.
  • - FRUS Vol. IV, Document 208, U.S. notification to Lê Quang Tung regarding continued support and JGS control, October 23, 1963.
  • - Thomas L. Ahern Jr., CIA and the House of Ngo: Covert Action in South Vietnam, 1954–63, C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 - Chùa Phật học Xá Lợi, materials and participant recollections on the 1963 Buddhist movement and the raid on Xá Lợi Pagoda.
  • -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bản Phụ Đính/tuyên bố 1963 về mục tiêu “cải thiện chính sách”, preserved in later Buddhist documentary compilations.
  • - Việt Nam Cộng Hòa, Sắc lệnh số 84-TTP, 20-8-1963; Trung tâm Lưu trữ Quốc gia II, PTT/1CH, HS 8501 & 8506.
  • - Tôn Thất Đính, Phiếu Đệ Trình số 0289/QĐ III/VPTL, 22-8-1963, trình Tổng thống VNCH; Trung tâm Lưu trữ Quốc gia II, PTT/Đ1CH, HS 8527 (số cũ TM-HS 209).
  • -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uyên ngôn của Chính phủ”, 21-8-1963; cross-referenced with government Buddhist-affairs compilation, Việt Tấn Xã/PTT/Đ1CH, HS 8511.
  • - Phạm Trọng Nhân, “Cuốn sổ tay của một nhân viên ngoại giao nhân vụ tấn công chùa Xá Lợi,” Bách Khoa, số 169 (15-1-1964), tr. 31–43; số 170 (1-2-1964), tr. 21–31.
  • - Trần Văn Đôn, Việt Nam Nhân Chứng: hồi ký chánh trị, Xuân Thu, 1989, pp. 168–179; relevant passage cross-checked against later online transcriptions preserving this excerpt.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越戰兩場 8月18日的戰役,雙方都說自己贏了|萬祥、隆新與越戰「勝利」是怎麼被寫出來的

WAR MEMORYVIETNAM18 AUGUST
兩個 8 月 18 日

同月同日,只差一年,兩場戰役後來都留下「我們贏了」的版本

1965 Vạn Tường Operation Starlite
1966 Long Tân Battle of Long Tan
1965 年 8 月 18 至 19 日 Operation Starlite 萬祥戰役美國海軍陸戰隊官方作戰地圖 08.18
Operation Starlite,1965 年 8 月 18–19 日來源: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官方戰史地圖

每年整理「歷史上的今天」,我最喜歡的是兩筆原本毫無關係的資料突然撞在一起,單純找到一場大戰還沒這麼有意思。

我原本只是在翻 8 月 18 日,第一筆是 1965 年的萬祥戰役(Operation Starlite/Trận Vạn Tường);再往下一年,1966 年 8 月 18 日,澳洲軍隊又在南越福綏省(tỉnh Phước Tuy)的隆新橡膠園(đồn điền cao su Long Tân)打了一場後來幾乎成為澳洲越戰代名詞的隆新戰役(Battle of Long Tan)。

同月同日,只差一年,已經夠巧了。

再往下查才發現更妙的地方:萬祥在越南的紀念文章裡是「抗美第一場大捷」,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的戰史也把 Starlite 寫成一次明確勝利;隆新在澳洲被記成以寡擊眾的經典戰役,越共一方留下的部隊史與後來回憶裡,同樣可以看到「我們重創澳軍」甚至「殲滅澳軍一個連」的版本。

00
HOW TO READ A BATTLE

戰爭沒有比分牌,「贏」以前先問贏了什麼

足球踢完九十分鐘,3:2 就是 3:2,不太需要兩國教育部各自開會決定誰贏。

戰爭麻煩多了,有人守住陣地算贏,有人完成撤退也算贏,有人死得比較少算贏,有人把對方打得很慘卻沒有達成原本任務,照樣可能輸掉一場作戰;更麻煩的是,一場戰役結束後還有政府、軍隊、博物館、教科書、紀念日,一代又一代替它重新回答「我們當年為什麼贏」。

越戰尤其適合把這件事看清楚,因為交戰的不只是美國與北越(Việt Nam Dân chủ Cộng hòa),戰場本身就在越南共和國(Việt Nam Cộng hòa)境內,南越政府軍(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地方武裝、越共、河內派入南方的越南人民軍正規部隊(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美澳紐韓等盟軍全都捲在一起。

中文世界習慣把這段歷史壓縮成「越南人抗美」,讀起來很順,代價是當時真實存在的越南共和國、南方反共軍民與南越自己的政治選擇,很容易整塊從畫面裡消失。

01
1965 / VẠN TƯỜNG

1965 年萬祥(Vạn Tường):美軍拿下戰場,越南官方卻記成「殲滅 919 名美軍」

1965 年 3 月,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已經在峴港(Đà Nẵng)登陸,越戰進入美軍大規模地面介入的新階段。

同年 8 月,美方情報掌握越共第一團(Trung đoàn 1)正在朱萊基地(Chu Lai)以南的萬祥半島(bán đảo Vạn Tường)一帶集結,並可能準備攻擊朱萊,美軍沒有留在基地等對方上門,選擇先打出去。

8 月 18 日,Operation Starlite 發動,美軍以海上登陸、直升機機降、地面封鎖,再配合炮兵、航空兵與艦炮火力夾擊越共第一團,這是美軍在越戰中第一次由美軍單位主導、達到團級規模的大型地面攻勢之一。

FIELD ENTRY / 18 AUG 1965
1965 年 8 月 18 日 Operation Starlite,美國海軍陸戰隊第 4 陸戰團第 2 營 E 連自安強附近直升機降落區向前推進
Operation Starlite 當日,E 連(Company E, 2nd Battalion, 4th Marines)自安強附近直升機降落區向前推進Sgt. Choate/USMC;NARA 127-N-A184946,NAID 276537562

戰鬥並不輕鬆,越共的伏擊與近距離戰鬥讓部分陸戰隊單位一度吃足苦頭,美軍最後付出 45 人陣亡、203 人受傷的代價。

FIELD ARCHIVE / CASUALTY EVACUATION
Operation Starlite 中 MAG-16 直升機後送傷員,旁有美軍 M48 戰車警戒
Operation Starlite 傷員後送,MAG-16(Marine Aircraft Group 16)直升機與 M48 戰車來源:USMC Photo A184966
WHAT THE RECORDS SHOW

就萬祥戰役本身的勝負來看,現有證據足以做出判斷:美軍發動攻擊、進入目標區、重創越共第一團(Trung đoàn 1)並掌握戰場,越共沒有摧毀朱萊基地(Chu Lai),也沒有在萬祥(Vạn Tường)把美軍逐出作戰區域。

美國海軍歷史與遺產司令部(U.S.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記載,聯軍將越共第一團逼向海岸,再以空中與海上火力打擊,美方以 45 死 203 傷的代價對敵軍造成 623 人傷亡,使該團一度失去作戰能力。

海軍陸戰隊史研究用的數字略有不同,記錄陸戰隊在戰場清點到 614 名越共死者、俘虜 9 人並扣留 42 名嫌疑人,也估計約 2000 人的越共第一團在這一仗損失約三成兵力。

萬祥(Vạn Tường)留下的第一個矛盾很清楚:照教範看,這支部隊已經被打到足以稱為「摧毀」,實際上它沒有消失。

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史研究原文寫得很漂亮:

原文史料|U.S. Marine Corps historical study

“By doctrinal standards, the unit was destroyed. Yet, it lived to fight another day.”

中文|「依照教範標準,這支部隊已可視為被摧毀,但它活了下來,還能在另一天繼續作戰。」

三個月後,重建的越共第一團(Trung đoàn 1)已經再次出現在戰場,並參與摧毀南越協德據點(Hiệp Đức)的行動。

所以萬祥(Vạn Tường)若只寫成「美軍大勝、越共被殲滅」,會把越戰後來最折磨美軍的問題提前藏掉:美軍可以靠機動、炮火與空優在一場遭遇或搜索殲滅作戰中造成極大殺傷,卻很難保證一支共軍部隊從此不再重建、不再補充、不再回來。

這也不會讓萬祥因此變成越共的軍事勝利。

它代表的是,美軍贏下了這場仗,卻沒有在這場仗裡找到一個能保證贏完整場戰爭的方法。

CLAIM / RECORD

「919 名美軍」是怎麼來的

如果只讀今天越南的官方紀念文字,畫面會完全倒過來。

越南《人民報》(Báo Nhân Dân)在回顧萬祥(Vạn Tường)時寫道:

越南官方原文|Báo Nhân Dân

“Quân ta tiêu diệt 919 lính Mỹ; bắn cháy 22 xe tăng, xe bọc thép; bắn rơi 13 máy bay.”

中文|「我軍殲滅 919 名美軍,擊毀 22 輛戰車、裝甲車,擊落 13 架飛機。」

同一篇文章還把 Starlite 稱作被「完全擊敗」的大型美軍行動,並用萬祥(Vạn Tường)證明南方部隊「有能力徹底擊敗美國侵略軍」。

問題是,美軍人員損失不是一筆只能靠雙方宣傳互猜的數字。

美國官方戰史留下的是 45 人陣亡、203 人受傷,兩者相加 248 人;越南官方紀念敘事單是「殲滅」就寫 919 人,這已不是一般統計誤差,依本文目前能核對的資料,我判斷 919 名「被殲滅」美軍高度可能是河內方面戰果敘事中的嚴重誇大,要成立「美軍實際死亡 919 人但成功長期隱瞞」這個解釋,還必須同時解釋個人人員紀錄、死亡與失蹤名冊、遺體處理、家屬通知、單位補員、後續部隊史,以及數十年後研究與解密資料為什麼都沒有留下相應證據。

美軍當年的 body count 文化當然有嚴重問題,美方對敵軍死亡的統計不能因為來自官方就自動視為真理;但「敵軍死亡統計值得懷疑」不等於「與美軍自身人員死亡紀錄衝突的任何數字都因此獲得同等可信度」,兩套資料的證據權重不是五五開,也不能因為河內最後贏得 1975 年的戰爭,就把每一場戰役的官方戰果數字自動升級成真相。

萬祥在越南共產黨的戰爭敘事裡,重點一直不只是「8 月 18 日當天誰控制了戰場」。

MEMORY SITE / 2025
2025 年廣義省萬祥勝利博物館外觀,越南今日紀念 1965 年萬祥戰役的場所
萬祥勝利博物館(Bảo tàng Chiến thắng Vạn Tường),2025 年 8 月 18 日啟用來源:Quang Ngai Portal/廣義省人民委員會(UBND tỉnh Quảng Ngãi)
AFTERLIFE OF A BATTLE

這套敘事要傳達的核心很明確:美軍已經親自下場,照樣會流血,照樣可以被近距離纏住,南方共產武裝不需要因美軍登陸就認定戰爭已經輸了。

這種心理與政治效果確實存在,而且後來非常重要。

可政治效果存在,不等於可以把 45 名美軍陣亡寫成 919 名被殲滅,再用那個數字證明「戰役勝利」。

02
1966 / LONG TÂN

1966 年隆新(Long Tân):108 人的故事是真的,但「108 人單挑 2000 人」講少了很多東西

BATTLE MAP / 18 AUG 1966
1966 年 8 月 18 日隆新戰役作戰地圖,標示 D 連、澳軍增援與越共部隊位置
Battle of Long Tan,18 August 1966Anotherclown,據 Ian McNeill 澳洲官方戰史重繪

一年後,又是 8 月 18 日。

這次舞台從越南中部的廣義省(Quảng Ngãi)移到南越東南部福綏省(tỉnh Phước Tuy),主角也從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換成剛在隆新(Long Tân)附近建立努伊達基地(Núi Đất)不久的澳洲第一特遣隊(1st Australian Task Force, 1 ATF)。

8 月 17 日凌晨 2 時 43 分,努伊達基地遭 82 公釐迫擊炮與 75 公釐無後座力炮約 22 分鐘轟擊,當日上午澳軍派 B 連(B Company, 6 RAR)向外搜索;直到 18 日 11 時 15 分,D 連(D Company, 6 RAR)才從努伊達出發,約下午 1 時在隆新橡膠園(đồn điền cao su Long Tân)邊緣接替 B 連,3 時左右進入橡膠園繼續搜索,約 3 時 40 分先與小股越共接觸,4 時過後戰鬥才迅速擴大成數小時惡戰。

D COMPANY / 19 AUG 1966
1966 年 8 月 19 日隆新戰役後,D 連指揮官 Harry Smith 在野外向軍官與士官簡報
隆新戰役(Battle of Long Tan)翌日,Major Harry Smith 向 D 連(D Company, 6 RAR)幹部簡報來源:Australian War Memorial,FOR/66/0676/VN
THE 108

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今天使用的核心數字,是 D 連(D Company, 6 RAR)105 名澳洲官兵加上 3 名紐西蘭炮兵觀測員(161 Battery, Royal New Zealand Artillery),共 108 人。

對面究竟有多少人,直到今天都不是一個完全乾淨的數字。

澳洲官方紀念資料常用超過 2000 人,涉及越共 275 團(Trung đoàn 275)與 D445 地方部隊營(Tiểu đoàn D445);後來研究又提醒,戰區內的總兵力估計不等於同一時間全部直接衝向 D 連,精確直接接戰人數至今也難以完全復原,因此「108 對 2000」可以用來描述力量懸殊,拿它想像成 108 個人被 2000 人圍成一圈單挑,就會走味。

更容易被短影音省略的,是 D 連(D Company, 6 RAR)背後有炮。 而且不是幾門意思意思打兩發。

澳洲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炮兵史料直接把隆新(Long Tân)當成「步兵瀕危時炮兵支援價值」的代表案例;更精確的 3400 發數字,出自澳洲陸軍研究中心(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Upgrading the Army’s Fires Lethality》,文中以隆新作為高強度反叛亂作戰的火力案例,明確寫到 30 門以上火炮在 24 小時內共發射 3400 發炮彈,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的紀念資料則採較保守的「超過 3000 發」說法。

原文史料|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

“over 30 guns firing a total of 3,400 rounds in 24 hours.”

中文|「超過 30 門火炮,在 24 小時內共發射 3400 發炮彈。」

FIRE SUPPORT
1966 年努伊達基地,澳洲皇家炮兵 103 野戰炮連操作 105 公釐 L5 榴彈炮
103 Field Battery,Royal Australian Artillery,Núi Đất,1966來源:Australian War Memorial,EKN/66/0065/VN
ARMOURED REINFORCEMENT
越戰期間澳洲陸軍使用的 M113 裝甲運兵車,1967 年 Operation Ballarat
澳軍同型 M113 裝甲運兵車,1967 年 Operation Ballarat,非隆新戰役(Battle of Long Tan)當日影像Australian Army/Australian War Memorial,C288836

暴雨讓空中支援受限,皇家澳洲空軍(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直升機仍冒險送入彈藥;下午 5 時 45 分,第 1 裝甲運兵車中隊第 3 排(3 Troop, 1 Armoured Personnel Carrier Squadron)的 7 輛 M113 從努伊達(Núi Đất)出動接載 A 連(A Company, 6 RAR),約晚間 7 時抵達 D 連(D Company, 6 RAR)位置,越共的攻勢隨後停止並逐步撤出戰場。

所以我不太喜歡把隆新(Long Tân)寫成「108 名澳軍孤軍擊敗 2000 越共」。

那會把真正厲害的地方講小了。

隆新值得看的,是一支小型步兵部隊在通信、炮兵觀測、後方火力、彈藥補給與最後的裝甲增援都沒有斷掉的情況下,撐過遠大於自身的壓力;這場仗能撐住,靠的是整套聯合作戰體系在最糟天候裡勉強沒有散掉,不是 108 個人各自開無雙的好萊塢版本。

代價仍然很重,澳軍 18 人死亡、24 人受傷,隔天戰場清理則發現至少 245 具越共遺體。

澳軍自己也沒有把這場仗描述成毫無驚險的碾壓,當時澳洲第一特遣隊(1st Australian Task Force, 1 ATF)指揮官 O. D. Jackson 對結果的形容是 “a very close thing indeed”:差一點就不是現在這個結局。

TACTICAL WIN / NATIONAL MEMORY

澳洲贏了,但後來的傳奇又比戰役本身長得更大

如果問隆新(Long Tân)當天的戰術勝負,我認為答案比很多「雙方都宣稱勝利」文章寫得更清楚。

D 連(D Company, 6 RAR)沒有被殲滅,增援抵達後越共撤出戰場,澳軍次日控制戰場並清點大量敵軍遺體,單就這場交戰,澳洲一方取得戰術勝利。

這個勝利的範圍也要鎖清楚:隆新的確是澳洲戰術勝利,但它沒有因此改變整場越戰的方向。

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前軍事史主管 Ashley Ekins 對這件事講得非常直接:

戰史評價|Australian War Memorial

“It was neither a turning point in the Vietnam War, nor was it a decisive victory.”

中文|「它既不是越戰的轉捩點,也不是一場具有決定性的勝利。」

越共相關部隊受創,沒有被永久摧毀,此後仍持續作戰。

所以隆新(Long Tân)的「勝利」是戰術上的,是一支幾乎要被壓垮的澳軍連成功活下來、守住並等到增援的勝利,說不上澳洲從此贏得福綏省(tỉnh Phước Tuy),更談不上越戰就此改變方向。

戰役的軍事尺度沒有繼續放大,它在澳洲社會裡的記憶尺度卻越長越大。

OBJECT / MEMORY
澳洲戰爭紀念館展示的隆新十字架 Long Tan Cross
Long Tan Cross 在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展出Bidgee,2012

8 月 18 日最初被稱作 Long Tan Day,後來逐漸成為澳洲的 Vietnam Veterans’ Day,一場發生在某日下午的戰鬥,最後變成紀念所有澳洲越戰參戰者的日期。

ANNIVERSARY / 18 AUG 1969
1969 年 8 月 18 日,6RAR/NZ 官兵在隆新十字架前舉行三週年紀念儀式
隆新戰役(Battle of Long Tan)三週年紀念儀式,1969 年 8 月 18 日Australian War Memorial,EKN/69/0085/VN;Christopher John Bellis

這裡必須和萬祥(Vạn Tường)的「919 名美軍」分開看,澳洲把 Long Tan Day 逐步擴大成 Vietnam Veterans’ Day,是把一場有限的戰術勝利放大為澳洲整體越戰參戰經驗的共同國家記憶符號,屬於紀念尺度的放大與戰爭記憶的象徵化;萬祥「殲滅 919 名美軍」則涉及可由傷亡名冊直接核對的具體戰果數字,而且本文判斷這個數字高度可能遭到嚴重誇大,兩者都屬戰爭記憶建構,性質與證據問題卻完全不同,不能做成「雙方其實都一樣」的等號。

03
COUNTER-NARRATIVE

越共版本裡,連澳軍抵達戰場的方式都變了

隆新(Long Tân)也有另一套很不一樣的記憶。

越南《人民軍隊報》(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刊出的參戰者回憶寫道:

越方參戰者回憶|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Tiểu đoàn 6 của Quân đội Hoàng gia Úc được một chi đoàn xe bọc thép yểm trợ, chia làm 3 mũi tiến về phía Long Tân...”

中文|「澳洲皇家軍第 6 營在一個裝甲車分隊支援下,分成三路向隆新推進……」

如果只看這段,讀者會以為澳軍一開始就是整個營帶著裝甲車列隊撞進伏擊圈。

澳洲方面保存的作戰時間線與這段回憶直接衝突,D 連(D Company, 6 RAR)18 日上午 11 時 15 分才從努伊達(Núi Đất)出發,下午 1 時接替 B 連(B Company, 6 RAR),3 時 40 分左右開始接觸;裝甲運兵車直到下午 5 時 45 分才從努伊達出動接載 A 連(A Company, 6 RAR),約晚間 7 時抵達 D 連位置,所以「第 6 營(6th Battalion, 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 6 RAR)一開始就在裝甲車支援下分三路進入隆新(Long Tân)」這個具體說法無法和澳方同時期時間線相容。

澳洲陸軍研究中心(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在評介越共 D445 營(Tiểu đoàn D445)的部隊史時,也特別提醒這套越方記錄必須小心閱讀,其中甚至出現「整個澳洲連被消滅」、澳洲一個營遭受重大傷亡,以及裝甲車從一開始就伴隨 D 連進入戰場等說法,而這些敘述和澳洲同時期作戰紀錄對不上;就這些可直接核對的細節,本文對這段越方回憶採較低可信度評價,但這個判斷只限於已被時間線反證的內容,不延伸成所有越方史料都不可信。

我不會用一句「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帶過。

最後統一越南的一方確實是河內,可澳洲、美國、南越與共產陣營留下的電報、戰報、傷亡名冊、部隊史都還在,今天仍然可以把同一個下午的兩套敘事一行一行擺在一起。

誰最後贏得戰爭,沒有權力把 1966 年 8 月 18 日下午 4 點發生的事情一起改掉。

04
AFTERLIVES / TWO VICTORIES

兩個 8 月 18 日,剛好示範了兩種「把戰役變成勝利」的方法

把萬祥(Vạn Tường)和隆新(Long Tân)放在一起,我要比較的是兩場戰役後來各自長出的第二生命,單看「美軍很強」或「澳軍很神」,會把問題說小了。

VẠN TƯỜNG / 第一生命

萬祥(Vạn Tường)的第一生命,是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USMC)主動發起一次大型攻勢,重創越共第一團(Trung đoàn 1)並控制戰場。

第二生命

它的第二生命,是河內與今日越南官方把「敢和美軍正面交手而沒有被嚇退」重新提煉成一個更適合長期戰爭動員的故事,戰術失利被重新定義為意志上的突破,接著再搭配遠高於美方人員紀錄的戰果數字,最後形成「萬祥大捷」(Chiến thắng Vạn Tường)。

LONG TÂN / 第一生命

隆新(Long Tân)的第一生命,是澳洲 D 連(D Company, 6 RAR)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依靠步兵、炮兵、補給與增援撐過數小時,迫使越共撤出戰場。

第二生命

它的第二生命,是澳洲把一場確實打贏、但對整體戰局並不具決定性的戰鬥,慢慢升格成整個澳洲越戰經驗的象徵;到了另一邊的越共部隊史裡,又能看到把澳軍傷亡與自身戰果往上拉高的版本。

兩者都涉及國家如何使用戰爭記憶,性質卻不能混成一件事:澳洲主要是在選擇哪一場戰役承載集體紀念,越南官方的萬祥(Vạn Tường)敘事則進一步牽涉可核對的戰果數字與戰術勝負被重新改寫。

前者是記憶的放大與象徵化,後者則包含宣傳性的事實主張;把兩者都放進「勝利敘事」裡比較有助於理解國家如何塑造記憶,但不能因此做成史料可信度或性質上的等號。

05
VERDICT

所以,萬祥(Vạn Tường)與隆新(Long Tân)到底誰贏

如果一定要我判,我不會用「雙方各自宣稱勝利,所以沒有答案」收尾。

那其實是最省事,也最容易假裝客觀的寫法。

1965 / VẠN TƯỜNG

萬祥(Vạn Tường)就戰役本身而言,美軍與南越盟軍一方取得戰術與作戰層面的勝利,越共第一團(Trung đoàn 1)遭受重創,美軍完成主動打擊並控制戰場;越共沒有被永久殲滅,而且從這場仗取得「美軍可以打、可以流血」的宣傳與心理資產,這是後來戰爭的重要經驗,卻不能倒推成 1965 年 8 月 18 日是越共在軍事上擊敗美軍。

1966 / LONG TÂN

隆新(Long Tân)同樣清楚,澳洲 D 連(D Company, 6 RAR)及其支援部隊取得戰術勝利,越共撤出戰場並留下遠高於澳軍的可確認死亡數;「108 對 2000」被大眾文化講得太像孤軍神話,澳軍背後的重炮、彈藥補給與裝甲增援不能省略,可把這些補回去,也不會讓戰術結果突然翻成越共勝利。

08.18
THE LAST WORD

兩場仗的共同點,都留在戰爭結束以後。

是戰爭結束後,大家都還在爭奪「贏」這個字要用哪一把尺來量。

我自己的立場會更簡單一點:政治宣傳可以有立場,傷亡名冊不能跟著立場一起變形;一個國家最後贏得戰爭,也不等於它在通往 1975 年的每一場戰役都曾經獲勝。

1965 年的萬祥(Vạn Tường),美軍贏了戰場,越共學會怎麼把挨過美軍重拳講成繼續打下去的理由。

1966 年的隆新(Long Tân),澳軍贏了戰場,後來的澳洲則把那四個小時變成一整代越戰軍人的共同紀念日。

同樣是 8 月 18 日,一年之隔,兩場戰役最後留下的東西比誰佔住哪一片海岸、哪一座橡膠園更長久:戰場沒有留下一個永遠不變的比分,被一代代保存下來的,是每個國家選擇讓後代記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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